从艺先学生意经

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五——

从艺先学生意经

或许初七这个日子出门真的不利，按郭汉老师说的，七是挤，生意很挤，很稠，但出门不顺，各种犯忌的事也挤到一块了；或许是因为坐碾盘，坐碓臼窝，问路问着哑巴，都是不顺的征兆；或许两个老师按八卦定的方向有误，导致叉儿多；或许……

总之，王老师的预言应验了，这个夏天的说书生意不算太好，前半季跑的路倒不少，转的地方也不小，演出的场次却不多。稀稀拉拉，断断续续说有二十来场书。直到后半季，生意才卧住窝，在仓头街一气唱了二十多天。正如郭汉老师告诉我的，说书这一行，说苦，真是苦，说甜，真是甜。书说好了，生意稳住了，是神仙日子；书说不好，生意稳不住，连要饭的也不胜。确实如此。

没跨入这一行之前，臆想着说书人是最受欢迎的，说书人到哪里都会象我们村一样，远接高送，前呼后拥，好吃好喝地招待。殊不知是“只见小偷吃肉，没见小偷挨打”。进入这一行才知道，远不是想象中那样的美好。只看到了说书人的辉煌，没有看到说书人的尴尬和狼狈；只看到说书人轻松自在，动动嘴就是钱，没有看到江湖人背后的辛酸和无奈。

开始说书的一九八零年夏天，曲艺行业就象股市，达到辉耀的顶峰后正在逐渐地回落，向低谷滑行。尤其是我们从事的这个曲艺——河洛大鼓，主要演出市场是农村，演出方式是生产队包场。社会大环境改革开放，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，都在朝河洛大鼓不利的方向发展。

改革开放前，农村大集体，说书人每到一处，先找生产队，联系队长。那个年代，农村文化娱乐生活贫乏，没有网络，没有电视，演电影、唱戏代价大，花钱多，只有公社、大队才能偶尔演出一两场，生产队消费不起。说书人少，花钱少，好支应，无疑是生产队最佳选择。所以说书的找上门来，只要不是农忙时期，都会来者不拒，说上几天，让社员们娱乐一下。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大家听高兴了，上工干活也有劲。说书的虽说不是香饽饽，到哪个生产队都有人支应，有饭吃，有书说，有钱挣，在外面说书挣钱，家里生产队还记着工分。怪不得那时候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学说书。别的地方不知道，据了解，单新安一个县就有三十多个说书的，偃师、巩县被称为“说书窝”，吃这门衣饭的就更多。可惜的是，改革开放后，农村大集体的说书“红利”已经过去，我连个“末班车”也没赶上。农村体制改革，先是连产责任制，再后来是包产到户，“大包干”，削弱了集体经济，庄稼人的腰包鼓了起来，生产队的腰包却瘪了下去。有钱好办事儿，没钱就作难。再来说书的，生产队就不想管了，生产队长能推就推，能躲就躲。说书的再不是吃香的行业了，到处碰壁，到处吃“闭门羹”。再后来，生产队的“空架子”也没有了，变成了组、片儿，说书的日子更加难。

唉，生不逢时，时运不济，烧香没烧到神前头，烧到神屁股后去啦。不说啦，说多了都是泪哈！还是重新回到蜷庄沟口村说起吧。

那天到蜷庄沟口的时候，已经接近傍晚。因为村口问路问住个哑巴，大家都窝了一肚子气。为此挨了老师的训骂，情绪非常低落。气归气，不高兴归不高兴，但事该咋办还得咋办呀，总不能一生气，一不高兴就卷铺盖回家吧。正事面前，情绪先放一放。郭汉把脚一跺，爆了一句粗口：“球！不问啦，直接怼到队长家去！”“中，进村！”老师也下了命令，于是各自背起行李，排好队列，浩浩荡荡地开进村子。

按照郭汉的说法，两年前和他老师王管子在蜷庄沟口说了很长时间的书，混得相当好，人非常熟，家家户户挨门儿进，大人小孩儿没有不认识的，见面老远就打招呼。这也是他选择今晚在蜷庄沟口村落脚的原因。但进了村子才发现，并没有郭汉口中的二年前人人见面打招呼的亲热场面。

村子分布比较零散，沿着沟内一条窄窄的柏油路，路北稀稀拉拉地，参差不齐地住着几十户人家，有天地窑院、土窑洞、砖箍窑，有当时很前卫的走廊窑，很少见瓦房。有人在门前树荫下凉快，看见说书人来了，却象有意躲避似的，马上退回到大门以里。有两个抱孩子的家庭妇女在拉家常，我们从她们面前过去，视而不见，把我们当成了空气，似乎从来都不认识郭汉。又走了几步，应该到村子中间了，再走就过火了，必须找人问问。前边又有几个妇女散坐在门口，有的在纳底子，有的在做鞋邦儿。快到跟前了，我还没来得及问，郭汉已经听出人声，抢先一步问道：“某某某（名字我忘了）家在哪住嘞？”几个妇女相视一笑，其中一个用下巴朝前面伸伸，弩弩嘴，算是指了路。我稀里糊涂，不知所以，只好接着问：“隔几家？”“两三家。”另一个妇女用针锥朝前面指了指，做了简单的回答。既然她们这样懒，不肯多说一句话，我也懒得再说“谢谢”了，说了也多余。走了几步，还听得见她们在悄悄地议论：“咦，那不是汉儿啦？”“不是他是谁？”

说话声传至耳朵，不禁暗自叹息人情似纸，人走茶凉。许许多多的所谓交情、感情以及人际关系，都是那么脆弱，那么经不起时间的考验，岁月的洗礼，伴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损耗殆尽。唉，常言说得好，人在人情在，人去人情去。眼前的事就是例子，以前郭汉老师在这个村，熟得不能再熟，两年后再来，大家都装着不认识的样子，成了陌路。

按照那个妇女的指点，顺路又走过三家，路北一段短短的上坡土路，上去坡是一所天地窑院，进大门需要下一短短的，浅浅的遂道。我犹豫是不是这一家，郭汉老师已经凭感觉判断出来了：“不错，就是队长家，进！”下了遂道，来到大门前。说是大门，其实是两边栽两根粗木棍儿，中间是细木棍捆成的框架，粗荆条编就的简易门儿，在我们那里的农村很普遍，叫“刺扇门儿”（反正音是这样叫的，字不一定是这样写），门没有锁，虚掩着。这时郭汉已经摆脱了我这个引路的，摸着走到了前面，又熟练地摸索着拉开“刺扇门儿”，一边摸着往里进，一边高声喊着：“某某兄弟，在家没有？”

院子里狗“汪、汪”叫了两声，正面土窑屋里走出一小伙子，二十多岁的样子，一边喝住狗，一边朝门口望，脸上显出惊喜又不自然的笑容：“哎哟，是汉儿，咋想起摸到这啦？进屋吧！”

“想你了嘛，伙计。不想你会来？”郭汉一边套着近乎，一边往屋里走。我领着王老师紧随其后。进屋门时，旁边厨房里一个妇女探出头看了一下，见来了三个不速之客，脸上显然带着不高兴的样子，小伙的脸上也写满了尴尬和不情愿。老师他们两个看不见，不能察言观色，只管往屋里进。我也只好装作没看见，硬着头皮领着他们进了屋。

农村家庭，屋里条件都很简陋，靠墙放着一张老式八仙桌，两边两把罗圈椅子。我先帮二位老师放下行李，然后扶到桌前，一边坐上一个。瞅瞅旁边还有一个高墩儿（高凳子），但人家队长还在那站着，咱不能去抢凳子坐吧，只好在一边站着。王老师感觉到我在他面前站着，就又顿着脸轻声地训斥：“竖在我面前做啥哩？不会去找个地方坐那！”

“竖”，河洛方言里念朔（shūo)音，并不是横竖的竖，“竖”是带有歧视和侮辱性的字眼。如“看你跟柱脚样竖到那儿！”把人比成“柱脚”，意思就是碍事、多余，占地方。老师这句话，虽然没带“柱脚”俩字，但一个“竖”，就很明显地骂我是“柱脚”了。挨这骂真是让我又为难，又委屈，又无奈，又无法辩解。幸好队长赶紧说：“你坐，我再去找个墩儿！”才化解了窘境。

相互寒喧了几句客套话，就切入了正题。郭汉说：“咋弄哩伙计？摸到咱门上啦，咱又当着这家哩，说几场吧？”

队长吸一口烟，缓缓地把烟圈儿吐出来，苦着脸说：“唉，不好弄啊。不是前两年，队里有钱，说几场书不算啥。现在不中了，地都分下去啦，队里成了空架子，说书钱从哪取？说了书拿啥打发你走？”

郭汉说：“想想办法吧，伙计，钱出百家门儿。再说一个生产队哩，拨根汗毛也比俺们腰粗，再没钱，也不在乎说几场书这俩钱儿。不用推辞啦，伙计，说吧。”

队长仍然不吐口，摇摇头：“队里说没钱真是没钱，麦罢公粮还没交，上交款都收不上来，哪来的钱？汉儿，先到别处转转吧，这一回不说啦，再来了队里有钱多说几天。”队长的“送客话”说出来了。

郭汉把手一挥：“伙计，没有钱不要钱，中不中！”

队长笑笑：“说那是啥话？不要钱，你出门做啥哩？这一次有点对付不住人了，下一回吧。”

眼见生意要晃，郭汉“赖腿儿”伸出来了，开始爆起了粗口：“球！一年不来一回，来了还不把老熟人的面子拾起来！天快黑了，叫俺们往哪去，伙计？给你说吧，今黑给钱也说（书），不给钱还说（书），反正不走啦，讹也讹住你啦！谁叫咱们伙计老美哩！今天要饭拐棍靠到你门口啦，打发也得打发，不打发还得打发！你看着办吧，伙计。”

粗人有粗招，话粗，手段粗。郭汉这一番话，半开玩笑半认真，硬中有软，软中有硬，软中带着求告，硬中带着霸气。让人生气也无法发作，张嘴说不出来啥。话说到这份上了，队长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得朝外面喊道：“做饭！”

晚上这场书，是我开始学徒生涯参与的第一场书，感觉远没有麦前王老师他们在俺村说的第一场书红火、有气氛。不记得说的什么书了，只记得晚饭后敲了一阵鼓，来了一些人，村子不大，人也不多。可能夏天天热的原因吧，人们不再集中到说书桌前，将说书桌团团围住，而是远远地，稀稀拉拉地分散在四周。可能是白天路途劳顿的原因吧，感觉老师他们说的书也没有麦前在我们村说得有劲，精彩。可能是经历了三夏大忙季节，人们还没有完全从劳累、困乏中解脱出来，听众远远地或站着，或坐着，或低头，或打盹，或面无表情，或左右环顾。感觉书说得好坏与他们无关，该笑的地方不笑，该哭的地方不落泪；该叫好的地方没人叫好，“此处应该有掌声”，却没有掌声。说书与听众之间是相互的，书说得带劲儿，听众听得有味儿；反过来，听众听得有味儿，说书人才能提住劲儿；否则，说书没劲儿，听众不吸引人儿，越说越泄气儿，越听越没味。这就叫恶性循环。总之这场书虽然没有把听众说跑，但说不上特别成功。

第二天早上，队长说得去大队开会，顾不上照护我们。用脚也能想出来，这是要打发我们“离庙”的借口。我们当然也不会再死皮赖脸地乞求着留下，就顺台阶而下。郭汉说着客套话：“伙计，昨晚上给你添麻烦啦，迟早晚到郭庄了，记着拐家里歇歇哈。”队长也非常客气：“昨晚上没照护好伙计们，有点对付不住人。多担待点哈。”

结罢账，队长送出门老远，显得依依不舍的样子，临别拉住郭汉的手：“汉儿，再经过这一定要拐家歇，千万不能隔过门啊！要是听说你到这过去走，没有往家拐，我可是要生气啊。”

唉，人情世故，大抵如此。相聚犹，离别愁；见面厌烦，分手难舍。也许郭汉和队长之间的对话不全是挂面子话，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自内心的真心话。但是，还是那句话，人走茶凉。再见面又当如何？还不是重演昨晚上的剧情？人性，真诚与虚伪共存。真诚的外表里包裹着相当虚伪的水分，而一层层的虚伪里又能解析出些许的真诚。

说着说着又跑题了，还是说正事儿吧。出了蜷庄沟口，就到了寺村桥。寺村桥头是一个三叉路口，往北沿畛河而下，经云水越河可至北冶、关址、碾坪一带；直往北走，可经横山、仓头、狂口，甚至黄河北。到仓头过畛河西去，则又回到俺家寺上平王沟了。过了寺村桥往南，可到石寺、曹村、青野地等。

到了三叉路口，又面临着出行方向的决择。综合昨天种种，老师改变了主意，认为西北方向可能出行不利，俩人一商量，方向略作调整，决定过寺村桥向石寺、曹村一带进发。

出门说书，首当其冲的就是联系书场。说得高大上一些，就是“打外交”，说得文明一些是“联系生意”，说得通俗一些，唱戏的叫“跑台口”，说书的叫“写书”、“靠活儿”。八十年代前后，到农村说书，主要是找生产队长。队长点点头，说书有说头儿；队长头一摇，说书说不好。说书人是否有书说，有饭吃，取决于队长的姿态。找到队长，巴结好队长，能挠到队长心窝里头，哄队长高兴是说书能否成功的关键。故找队长，联系生意，这里面的门道很多，学问很大。

王老师艺好，人品好，但联系书场，靠活儿不行。原因是他这个人脸冷，话少，有事没事总爱扳着个脸，好像别人欠他二斤黑豆面似的。性格太直，不善花言巧语，不会求告人，一头撞到南墙上都不知道拐弯，不会变通，死扳硬套。一句话不投机，跺跺脚走人。说到联系生意，他自己也承认不中，不如人家郭汉。

郭汉有三粗：身材粗，性格粗，说话粗，但粗中有细。脾气怪，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，骂娘，但说话、做事能大能小，能软能硬，能说霸气话，也能装孙子，有时候很耿直，有时候又很狡滑，见风使舵，见好就收。不但俺老师服气人家有手段，就连他老师王管子也服气徒弟的“这一把棕刷儿”。

按理说，“仨人出门儿，小人受苦。”，相比失目的盲人来说，我是明眼人，跑腿儿，联系生意会方便很多。但他们认为我不是这块料儿：一是年轻，没出过门，没经验，找队长，联系活儿不知道是做啥哩；二是性格面片儿，面相老实，窝窝炸，没嘴葫芦儿，噙着冻棱倒不出水儿。指望我联系书场肯定不中。最后形成决议，由王老师主内，负责说好书；郭汉主外，打外交，联系生意；我的任务就是带路，坚决服从郭老师指挥，指到哪打到哪，全力服务和配合郭老师的工作。

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跟着郭老师学习、实践和磨合，加上自己的领悟，总结经验，汲取教训，渐渐地掌握了一些联系生意的技巧和各种情况下的应对方法，受益匪浅。

那天我们从石寺往曹村的路上，沿河道西行，碰见一群人在修河坝，热火朝天，说说笑笑，特别热闹。我们就故意从他们跟前经过，因为说书是说给众人听的，就必须往人多的地方走，那个时候，多大数人对说书还是挺感兴趣的，人多，捴驾者多，围住摊儿了，事就能成。

果不出所料，我们还没近前，就有人惊喜地喊：“哎呀，说书的来啦——”这个说：“给队长说说，说两场！”那个说：“先截住他们，说一段听听，看说得美不美，要是美，咱说个十天半月！”就有人朝我们招手：“说书哩，来，来，来，过来先说段听听，说得好，俺们这村月而四十都走不出去。”

我们就顺势走了过去，放下行李。郭汉说：“说一段听听？可是中，俺们就是说书的，还怕说？可总得有人照头吧，哪位伙计帮帮忙，替俺们找找队长，只要队长照住头，别说说一段听听，就是说十段八段都不要紧。”有人说：“那用找队长？队长就在你面前站着哩，说吧，说得好，队长就叫你们说。”

说这话的人，谁知道是毛捣人的，还是真的？就算是真的，面前站着几十个人哩，哪个才是队长？给人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，需要察颜观色来辨别真假。队长到底在不在人群里，还真不好判断。队长的脸上又没刻着字，又不是特别大的官儿，穿戴打扮跟普通人不一样，一眼都能看出来。他也是普通人，混在人群中，谁能一眼把他给认出来？冒认队长，认错队长，后果很严重。认的不是队长的话，就被人愚弄，遭众人耻笑，笑话说书人眼里没水儿，认了个假货。关键是得罪了真正的队长，人家会认为说书人不把队长放在眼里，没有当回事儿，应管的事儿人家也偏不管，这生意就谈不成了。

我还在犹豫，郭汉就抢先了：“伙计，哪个是队长？介绍一下呗。”

被问者随手一指：“那不是队长！”被指的人立即怼了回去：“你爬那蛋根那歇歇！”立即又指了过去，向着郭汉说，“给你说话的才是队长哩。”

我一看就明白了，不用说，相互指认的两个人，哪一个也不是队长。他们完全是拿说书人开涮，来取笑开心的。果不其然，有个上年纪的好心人看不下去了，指责那两个人：“打啥扎子哩？人家出门人不容易，能成事儿给人家成点事儿，不能成事儿不要（‘不要’促读音：bào）给人家开玩笑。”又转向旁边坐着低头吸烟的中年人，“能说不能，给人家一个囫囵话儿，不要耽误人家的事儿！”

很明显，那个低头吸烟，不说话的人才是真正的队长。“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”我不失时机地把郭汉领了过去，郭汉掏出“花城”，摸着往队长手里递：“哎哟，队长，俺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失敬了。”队长笑笑，一边推辞着“不吸，不吸”，一边接过续在自己的半截烟上，这才缓缓地说道：“你没看，忙成这，咋说（书）哩？”

还没等我们开口，就有人撺掇：“说书是黑啦说的，也不是白天说的。黑啦还忙球哩忙？跟俺婶子在床上忙咧？”

说话的是一年轻人，肯定是侄儿辈，队长笑骂道：“爬你打那蛋过去！没大没小。我问你哪只耳朵想听说书？把那只耳朵割了。”又转向我们，“他们都想听哩，就先说一段听听吧。”

郭汉说：“中，这不难，拉一张桌子，搬俩凳子，咱就开始。”

大家起哄，荒郊野地的，去哪找桌子、凳子？郭汉说，没桌凳，弦子没法拉，鼓没地方支。有人说：“在外面哩，将就点，来吧，这大石头多光，坐石头上拉不耽误事儿。鼓没地方支，就不要鼓了，狗蛋儿，你坐这石头上，戴着安全帽，叫人家说书的当鼓敲！”又有人笑着接茬儿：“听说过背着鼓寻槌儿，没听说戴着帽寻槌敲哩。”

大家说笑了一回，说书人也只好将就了，坐在石头上拉弦，没地方放鼓，就只打着钢板唱了一段儿书帽。大家拍手起哄：“中，中，中，唱得美！一定得说几场。”

还没等说书人开口，队长就发话：“狗娃儿，你不干活啦，领着说书的回去，晌午就在你家吃饭，黑啦照护着拉桌子，搬板凳，烧开水。支应说书的活儿交给你啦，照样给你记分。”

队长一句话，啥事都下架。按郭汉的说法，这是路上拾的书。意为没有主动联系，顺路拣到的生意。

前面提过，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后，生产队没有了集体经济，涉及花钱的事儿有点作难。说书的虽然钱不多，人少，好支应，被称为“轻骑兵”。但在农村说书还是会给队长找不少麻烦的。先是派饭，常言说，出门人没有带着锅，说书的每到一处，都是管吃、管住。大集体时，那个年代农村吃的欠，队里派给社员家管饭，每人每顿饭，一斤麦子的报酬。一斤麦磨成面管一个人一顿饭绰绰有余，“利润”不小。所以大家争着管饭，队长派饭也好派。连产责任制以后，家家户户粮食打得多了，吃的都不欠啦，没人在乎这一斤麦子的报酬，生的变成熟的，很多人嫌麻烦，轮到派自己家管饭，大多都推三阻四的，比如忙啦，家里没人啦，家里没油盐啦等诸多原因。没人想管饭，队长派饭就作难，派不下去了，就让自己的老婆管，落老婆的一顿埋怨。除了派饭，还得安排说书的住宿，支应说书的桌椅板凳、烟茶等一大堆哆嗦事儿，说罢书临走打发工钱也作难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得和会计商量哪处还有余钱，怎样挪用，先打发说书的走……

说实在话，说书的上门确实给队长添了很多麻烦。所以生产队长遭遇说书的事儿，大多都会采用“躲、推、撵”三字方针作对策：先是躲，尽量避开说书的，以免被纠缠得脱不了身；躲不过就推，以各种理由推辞，忙啦，顾不上啦，没有空啦，没有钱啦，等下次啦……；推不掉就撵，好说歹说，说书人还是死缠烂打地不走的话，就只好来硬的，下逐客令， 不走也得走！

说书人吃的就是这门衣饭，要生存，要说书，还非得找队长不可。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。面对生产队长们的“躲、推、撵”三字方针，也总结了一套应对的“四字诀”：问、选、堵、缠。

先说“问”，农村说法也叫“打听”。说书人每到一处，先要打听以下信息：这个村子最近说过书没有。队长一般会以刚说过书为由，措机打发说书的走人。再打听这个村有没有说书的传统，好（爱好）不好听说书。有爱听说书习惯的村，联系成功的几率就很高；如果有史以来，这个村就没有说过书，不用去找，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机会太少，找人家也是白费力。

打听好这个村最近没说过书，又好听说书，两位老师就在村外找个地方等，打发我进村“侦察”队长的有关信息，包括住处、年龄、家庭、喜好（是否好听说书）等。进村问谁，咋问？郭老师也告诉了一些经验。不能问老婆们，上年纪了，嘴絮，哆嗦了半天，也说不出所以然，耽误事儿；不能问年轻小伙，常言说，嘴上没胡，说话转轴，嘴上没毛，说话不牢，年轻人爱开玩笑，好毛捣人，说话办事指望不上；大闺女小媳妇不能问，咱出门人得避嫌，人家看你是陌生人，也不会跟你多搭腔，办你丢人；小学生娃们不能问，嘴快，腿快，还没问完，就跑去给队长送信儿，有的队长听到说书人来了会躲避，坏了咱们的大事儿。打听人、问事儿得会问，得讲究策略，旁敲侧击地问，含蓄地问，拐弯抹角地问，有意无意地问……，不能问得太直，不能让对方猜到你的意图，以免泄漏消息，让队长跑掉了，我们找不到。

乖乖，这里边的这些道道儿真能把人绕晕！这哪是在做说书生意，分明是在搞敌特工作，刺探情报哈。

问好这一切，把“情报”搜集得差不多了，开始进入下一步“选”，一是选择最近没有说过书，又好听说书的村子。二是选择有利的时机，午饭前最好，恰好赶在饭点，可以混顿饭吃。队长也是有事人，平时不可能老呆在家中等你去找，但吃饭时候总得回家吃饭吧？瞅准茬口儿，能见到队长的机会就多些。

问好，机会选好，准备就绪，我们一行三人就悄然行动，兵贵神速，直接怼到家门口，把队长“堵”在家里。等到队长发现我们已经晚了，躲也无处躲，藏也无处藏。只好硬着头皮地接待我们。

接下来就是“推”与“缠”的较量。队长推托的理由有多种，每种理由都很充足，有说服力，而说书人死打硬缠的理由并不多，郭汉说得最多的也就是江湖上常说的一句话：“没君子不养艺人。”还有就是“要饭的到你门上也得打发打发吧？”每听到这句话，就觉得心里凉了半截，感到阵阵的寒心和悲哀。唉，原来自己憧憬的说书艺术竟然和讨饭的相提并论！自己下决心要从事的说书行当原来是人们常说的”巧要饭的”。以后十数年的行艺生涯，经历的热嘲冷讽，眉高眼低，也深深印证了跑江湖卖艺，说书行当确实比要饭的强不了多少。

“没君子不养艺人”“要饭的到你门上也得打发打发吧？”这两句话确实能打动不少人，能让大多数队长动容，从而慷慨接纳说书人。大家都想当“君子”，没人想当“小人”。然而也有极个别的队长不吃这一套，任你说破天，口水费干，也不买账，缠也没用。眼看谈不拢，生意难成，临走时郭汉还不忘记说几句难听话：“伙计，你一辈子都不出门啦！要出去非饿死不中！”或者来几句调侃话，讽刺挖苦队长：“伙计，苦去球啦！你这队长是兔子尾巴，发不粗，长（zhang)不长(chang)，不带那苔儿！”或者说队长：“说大话，使小钱儿，串亲戚，挎小篮儿，生个娃子一点点儿……”在队长一片尴尬，脸红脖子粗，来不及发作时，昂首挺胸而去。

这就是老师们用实际行动向我传授的“生意经”。出师以后，有的悟其精髓，受用一生，有的因个人性格或时代变迁而弃之不用。轮到自己单独行艺时，生产队几乎不存在了，找队长基本没用啦。行艺环境的变化需要重新探索新一代的，最新版本的“生意经”。此是后话。